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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鹤琴五指活动课程

          文章来源:张家港市南苑幼儿园 发布时间:2018年12月25日 点击数: 字体:

          中国的传统教育由于受封建主义和科举制的影响,注重灌输知识,强调死记硬背,把儿童的思想禁锢在书本中,把儿童的活动限制在课堂上。清朝末年一直到二、三十年代,西方近现代教育理论开始逐步传入,但在幼儿园那种束缚儿童思想、压制儿童创造力和学习积极性、主动性的死气沉沉的现象有增无减。且当时,在中国,幼儿园的课程非常混乱,有教会幼稚园的宗教课程,有蒙养园的日本式课程,也有少数幼稚园实施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的课程。中国本土的幼儿园教育又像“幼稚监狱”,没有明确的目标,学习内容太简单又机械,也不管儿童的年龄和个体差异,忽略儿童的兴趣需要。针对这一社会事实,陈鹤琴提出,中国的幼儿教育迫切需要改革,并努力致力于找到一种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课程。

          (一)新的儿童观

          陈鹤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精神的陶冶。认为“假便我们要收教育的良果,对于儿童的观念,不得不改变的施行教育的方法,不得不研究的。”从1920年起,他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采用观察,实验的方法,从其出生开始,做了两年多的详细记录,以深入了解儿童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认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综影,而是有自己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的。他曾具体描画出儿童心理的七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好动,好模仿,易受暗示,好奇,好游戏,喜欢成功,喜欢合群。并特别指出“儿童的心理与成人的心理不同,儿童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准备,而且应具有他本身的价值,我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人格,爱护他的烂漫天真。”

          (二)活教育的理论

          针对旧教育理论脱离实际,学校脱离社会,教学脱离儿童实际的弊端,陈鹤琴提出“活教育”的理论,并根据陶行知批判旧教育“教死书,死教书,看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著名格言,从正面提出“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的口号。

          1.“活教育”思想是在反封建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

          陈鹤琴认为,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建起“西方式”的学校等等,但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制约。陈鹤琴认为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少年儿童是不得“民主和科学”的国家建立的,为了使这个大古老的国家现代化,就必须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改革。而他的“活教育”理论正是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改革的一次伟大的尝试。

          陈鹤琴明确地指出,“活教育”是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来的,他认为,“活教育”完全是一种新的试验。他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他又说:“所以我们对“活教育”这一口号之提出,抱着无穷的期望,希望它能成为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符合民族精神的完善的教育制度,希望它能从理论走入实践,更希望它能由一隅一地之试验,发展而为普遍之推行。”可见,陈鹤琴先生把“活教育”理论作为反封建传统的有力武器,对它寄予厚望,并且热情地投入到教育实验中去。

          2.“活教育”目的论是在学习国外进步的文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主要有三大部分: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其目的论不仅带有鲜明的反封建的色彩,而且处处体现出对国外泊文化教育经验的吸收和学习。

          陈鹤琴说:“活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现代化中国人。”即“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具体来说,“活教育”是培养具有以下几方面条件的“现代中国人”:一是要有健全身体。二是要有建设的能力。三是要有创造能力。

          从陈鹤琴所论述的“现代中国人”的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主张从国外吸取一个可供参考的经验,为现代中国教育所用,分努力在探索一条发展中国新教育的,而新教育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教育目的的确定。他概括出来的这五条标准,一方面反映了社会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他的教育理想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点。

          3.“活教育”课程论和方法论是在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继承与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

          陈鹤琴1914年——1919年在美国留学,191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在此期间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他回国以后积极地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先生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杜威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有选择地吸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之进行改造,形成自己具有特色和丰富内涵的“活教育”理论。陈鹤琴对杜威教育理论的继承与改造主要是在“活教育”的课程论和方法论中体现得比较突出。

          “活教育”的课程论 陈鹤琴说:“活教育”的课程是把大自然、大社会做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他明确指出大自然、大社会是知识的主要源泉。他说,“从书本上能吸收的知识是死的,是间接的;而从大自然与大社会获得的知识是活的和直接的。不言而喻,在各个方面,后者大大优于前者。”

          从陈鹤琴这一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子。杜威的课程论中明确地提出以儿童的活动,即以儿童的直接经验为课程的中心,学校要围绕儿童的需要和儿童的兴趣来安排课程。他反对以既有知识编写系统教材,而且也反对用这种教材进行课程教学。他认为,让学生学习各种各样的学科课程,虽然可以学到系统知识,但是这样做的最大缺陷是把儿童同实际生活割裂开来,这样必然会阻碍儿童的生长。他认为,让儿童学习系统教材,无异于是学习前人的符号积累,从而远离了儿童个人的生活经验,使儿童学不到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杜威的基本倾向是反对传统教育中的分科教学,反对现成的、孤立于儿童经验之外提供的知识。他要求把课程和教材建立在儿童现在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儿童本身的活动就是课程,也是教材。他甚至提出要使儿童的学习“循着历史上人类的进步足迹前进”,“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很正常一番”。

          杜威关于课程和教材的认识和实验,是对传统教育脱离社会实际妨碍儿童身心发展的反拔。他关于教材与课程发展的见解有其合理性的,符合客观要求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夸大了儿童直接经验的作用,并且试图以活动课程完全取代学科课程,否定传统教育所使用的教材,这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陈鹤琴先生正是认识到杜威的理论中的不科学性,他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杜威的理论,而是正确地肯定了书本的作用。他主张:“我们并不是说在学习过程中要摒弃一切书本。如果恰当地用作参考材料,书本是有用的,但不应像过去那样,把书本作为学校学习的唯一材料。”他还对“恰当地用”作了具体的阐述。他分析说,“依照活教育的理想,国语、算术的课本教学也应当打破。不过依照目前中国的情形及社会上的传统习惯,一时尚不能取消。为补救起见,只有想法尽可能改善这些课本的内容及教法。”

          陈鹤琴说,“活教育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个基本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他强调教学中应注重儿童直接经验的掌握,教师应积极地鼓励儿童去实践,去获得直接经验。他说,活教育的教学应“着重于室外的活动,着重于生活的体验,以实物作研究对象,以书籍作辅佐参考。

          陈鹤琴活教育的这一基本原则是受到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的启发,但是绝非简单的承袭,有发展创新之处。陈鹤琴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这一原则,是脱胎于杜威博士当年在芝加哥所主张的“寓学于做”(LEARNING BY DOING),但比较杜氏的主张更进了一步,不但是要在“做”中学,还要在“做”中教,不但要在“做”中都与学,还要在“做”中争取进步。他又进一步对此观点进行阐述,他说:“教师与学生共同来做,必要是给学习以指导。他们在做与教中取得的直接经验,则是求得进步的主要因素。”陈鹤琴主张在“做”中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他认为“鼓励”是教师的一个法宝,要经常使用这一方法。他实际上就是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但是这一主导作用要同儿童的“做”联系起来,不能脱离儿童的实际,妄加干涉,否则只会儿童的进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与杜威认识的差异:杜威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只是起一种从旁协助学生活动的参谋作用,而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陈鹤琴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学生在“做中学”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也不能脱离开教师适时的指导,他认识到教师指导的重要性,他提出,学生的“做中学”必须要和教师的“做中教”结合,才能在“做”中求得进步。

          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对中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很雄厚的,它与西方的文化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在理论中有所创新,有所改造,也正因为如此,“活教育”思想都有这样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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